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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博物苑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博物馆,是由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创办的。它创办于1905年1月14日。是现存的我国最早的一家博物馆。

　　坐落在南通城东南濠河之滨的南通博物苑，是清末状元、民族资产阶级实业家张謇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创建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公共博物馆。

　　作为科举状元出身的政治活动家和实业家，张謇视实业与教育为“富强之大本”，他认为“欲国之强，当先办教育”；而“欲兴教育”，则应该“先兴实业”。1913年，他去日本，对那里的博物馆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作了重点调研。他认为博物馆也应该是普及知识、启迪民智、培养人才的教育机构，是学校教育的后盾。而在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做的，自1896年开始，他在家乡南通办起了数家企业。并以这些企业的利润兴办文化与教育事业。　1902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尔后，又在通州师范学校以西，购民房，移荒冢，兴建了由博物馆、植物园和动物园构成的南通博物苑。

　　南通博物苑的地址原是张謇准备用来为通州师范学校建设辅助教学的植物园的，由于他在北京设立帝室博览馆的建议未被采纳，故决定将兴建中的植物园改建成博物苑。当时负责建苑工程的是通州师范学校的学生孙铖 （字子鈇），并请通州师范学校的日本籍老师在建苑业务上给予指导。经过几年的苦心营建，终于建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南通博物苑。孙铖担任了第一任苑主任，张謇亲自任苑总理。博物苑主要建筑为中馆、南馆、北馆，其陈列内容为自然、历史、美术、教育等方面的标本和文物。苑中还建有花竹平安馆、藤东水榭、味雪斋、相禽阁、国秀亭以及假山、水池等园林筑构。苑内种植有各地名种花木藤草，并饲养有少数动物，以丹顶鹤等禽类为多。

　　张謇还凭借自己广泛的社会联系，通过各种渠道来为南通博物苑征集文物，“外而欧、美、澳、阿，内而荐绅父老，或购或乞，斯备百一”。其自然标本中，有来自日本的三叶虫、货币虫、南洋群岛的猩猩、印度的鳄鱼、俄罗斯的斑鼠、美洲的蜂鸟、非洲的鸵鸟、爪哇的孔雀、朝鲜的笔贝等；各类历史文物有书画、雕刻、漆塑、织绣、缂丝、编织、金石、玉器、陶瓷、拓本、土木、乐器、画像、卜巫、军器、文具、刑具、狱具等。张謇还亲自主持藏品的登录、编目及陈列展览工作。

　　早期的南通博物苑附属于通州师范学校，主要任务是配合学校教育，同时也向社会开放，许多著名人士也曾光临该苑。1920年，倡导江苏地方自治事业的苏社在南通，开成立大会，黄炎培等社员曾至博物苑游览。　1922年，中国科学社在南通召开第七次年会，梁启超、马相伯、丁文江、竺可桢、杨杏佛、陶行知、秉农山等科学家也曾集体游览博物苑。国剧大师梅兰芳来南通演出时，曾下榻于博物苑内的花竹平安馆。刺绣艺术家沈寿也曾在苑内味雪斋疗养。到南通博物苑参观过的外国友人有美国教育家杜威博士，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先生，德国汉堡大学教授颜复礼先生，日本内山书店的内山完造先生等人。

　　抗战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南通与博物苑相邻的张謇故居濠南别墅被日军占用，第一博物馆竟为日军作为马厩使用，苑内设施遭到严重破坏，苑藏文物除一小部分转移上海之外，余者均被劫被毁。至抗战胜利时，南通博物苑几乎成了一座废园。

　　1949年南通解放，由南通市人民政府主持修复了南通博物苑，在此过程中得到地方人士的大力支持。修复后的南通博物苑，曾改称为南通博物馆，1984年恢复原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在的南通博物苑，已发展成为一座综合性的地方博物馆，同时也是别具特色的文化公园，园内的主要建筑，依然是八十多年前的原貌，经过多次修茸，风采不减当年。与之相邻的濠南别墅也划归博物苑管理。另又新建了河心亭、曲桥、茶楼及盆景室和儿童游乐园等设施。

　　近40多年来，南通博物苑在修茸、增建设施的同时，亦注重在本地区征集藏品，抗战期间散失的部分文物被寻回，本地区的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物得到有计划地征集，许多收藏家和知名人士也向博物苑捐赠了一定数量的文物，苑藏文物的总数已大大超过建苑初期，并且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藏品体系。

　　在苑藏的出土文物中，有海安县青墩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玉器和骨角器；有在南通、如东、海安三县出土的古代煎盐工具盘铁；有在南通市郊出土的大量铁钱胶结而成的“铁钱石”及在市区出土的晚唐越窑青瓷皮囊壶等。传世文物有宋代狼山驻军的题名石刻；有明代著名外科医生陈实功研药用的青花瓷乳钵；有冯云鹏、云鹓兄弟所著的《金石索》刻版；有李方膺、丁有煜等地方画家的绘画作品；有刺绣大师沈寿女士的绣品和张謇先生的手迹、遗物等。而苑藏的革命文物则以抗日战争时期的手稿、文献、武器和烈士的遗物为多。

　　南通博物苑现有历史文物、革命文物和自然标本等陈列展览，南馆陈列的历史文物，多为本地所出，陈列中还有民族英雄文天祥、曹顶及辛亥革命烈士白雅雨的事迹和遗物，馆外陈列有大型文物。西馆陈列有自然标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长十余米的须鲸骨架。张謇故居濠南别墅经修缮已恢复原貌，并陈列有张氏事迹，供游人瞻仰。

2005年是南通博物苑100周年生日。2005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国家文物局将在南通联合主办“南通博物苑一百年暨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一百年庆典活动”，届时，来自世界多个著名博物馆的馆长将出席“馆长论坛”。

[编辑] 张謇其人

张謇（jian）是一位清朝末年提倡和奉行“实业救国”的先驱，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县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据说少时聪颖。有一天，老师见门外有人骑白马走过，便以“人骑白马门前过”为题， 学生对下联。张謇的三哥对的是“儿牵青牛堤上行”，而张謇对的是“我踏金鳌海上来”。老师大喜过望，说他志向远大，将来一定能大有作为。1894年他意外得中状元，也正是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身为翰林苑编修的张謇，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堂堂清帝国在东洋小国的进攻面前，举措乖张。他不畏权势，满腔义愤地上奏光绪，弹劾延误战机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

国难当头，又添家忧。这年秋天，张謇的父亲因病去世，照传统习俗，他只好离开京城，回乡守孝三年。1895年2月，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而告终，中国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南通，张謇悲愤至极。在短短的一年里，从大魁到父丧，从家破到国亡，张謇喜极、怒极、悲极、哀极。

经过这一波折，张謇没有走入传统的士、官、绅的道路，反下决心，“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更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战败后，张謇痛定思痛，深感中国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发展实业，以求民富国强，从而发出了近代中国最响亮的“实业救国”的呼吁，并义无返顾地身体力行！

一个饱读诗书、满口仁义道德的状元郎，要蜕变成满脑子成本与利润的资本家，张謇精神世界的紧张是不言而喻的。他始终把“救国”当成他从商的终极关怀，实业是救国的手段，他为纱厂取名“大生”也出自《易经》之“天地之大德曰生”，“富民”“强国”成为他克服内心世界矛盾的根据，从而获得了道德和理性的力量。

张謇对南通社会的了解，以及他长期的游幕生涯所积累起来的丰厚的社会资本，成为他事业成功的重要支撑。他巧妙地利用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政府支持，把南通花布商人沈燮均、陈维镛、刘桂馨，上海洋行买办郭茂芝、潘鹤琴，以及上海绅商樊时勋等人凝聚在一起，实现了权力、知识与资本的融合。张謇出任总经理，其他几位就成了大生历史上最早的“通沪六董事”。

1899年4月14日，大生纱厂在一片嘲笑声中开工生产，纺出了第一缕棉纱。从此，通海大地震耳欲聋的机器声淹没了朗朗读书声，张謇吟诗作赋的闲情逸致也被四处奔波的营销公关所取代。看到洁白的棉纱从机器中绵延吐出，张謇似乎感到就像自己文思泉涌，激动得热泪盈眶。看热闹的人感到奇怪，了解内情的人却不觉得意外。他们知道，为了纱厂，前后5年间，张謇不知吃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磨难！他一个堂堂的“状元公”，不得不东奔西走，集资筹款，看人家的冷脸，听人家的嘲讽。在上海筹款无着，竟然靠在街头卖字换取返回的路费。工厂招工时，乡间传说女工进厂后，要被洋鬼子割乳房，闹得满城风雨。直到前几天厂里试机，还有看笑话的人在说：“纱厂烟囱高，何时才冒烟？机器虽然响，何时纺出纱？”如今烟囱冒烟了，机器出纱了，张謇能不喜极而泣吗！手捧洁白的棉纱，张謇丝毫不敢懈怠，连夜用自己写惯了八股策论的笔，拟订了中国近代最详备的工厂管理制度——《大生厂约》。在19世纪末的中国，张謇就能制定出这样一套非常完整新颖的管理制度，应该说是很有见识的。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形成企业文化，完善企业管理，增强企业竞争力，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此后，大生一路高歌猛进，不断进行资本扩张。到1922 年张謇70岁时，大生集团四个纺织厂，资本已达900万两白银，有纱锭15.5万枚，占全国民族资本纱锭总数的7％。同时，在盐、垦、牧方面，他先后开办了20个盐垦公司，把沿海滩涂开发成优质棉花基地。他构建的产业链包括资生铁冶厂、广生榨油公司、大隆肥皂公司、吕四盐业公司、镇江铅笔公司、上海大达轮船公司、江浙渔业公司等，涉及棉纺织业、机器工业、食品工业、出版印刷、公用事业、交通运输、金融服务、房地产业、证券交易等40家企业，资本额达 2400万两，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实力最雄厚的民族资本集团。

1920年前后，张謇个人职业生涯进入鼎盛期，他身兼南通实业、纺织、盐垦总管理处总理，大生纺织公司董事长，通海、新南、华新、新都盐垦公司董事长，大达轮船公司总理，南通电厂筹备主任，淮海银行董事长，交通银行总理，中国银行董事等职。张謇坦言：不敢惊天动地，但求经天纬地。实际上，他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政局的重量级人物，被公认为“东南实业领袖”！在张謇的苦心经营下，南通这个默默无闻的城市，脱颖而出，凌驾于苏州、无锡、常州之上，号称“中国近代第一城”，被《密勒氏评论报》称为“地球上的人间天堂”！

毛泽东50年代谈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时，曾说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不能忘记卢作孚。张謇不应被忘记的何止在轻工业！他在中国教育现代化、城市化、政治民主化等方面都有非常卓越的贡献。黄炎培评价张謇：“物则棉铁，地则江淮，盖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远处着眼，近处着手，凡在后生，宜知勉矣；早岁文章，壮岁经济，所谓不作第二人想非耶，孰弗我有，孰是我有，晚而大觉，尚可憾乎。”

中国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1500年来共出了700多个状元。状元出身的宰相为数不少，可状元出身的大实业家则只有张謇一位。1905 年，“清末新政”废除了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张謇在10年前就以实际行动成为科举制的终结者。一个终结者往往也是开拓者，张謇之后，大批官僚士绅纷纷弃官经商，有内阁中书、翰林苑庶吉士、刑部郎中、吏户工等六部主事，也有直隶知府、邮传部侍郎，他们抛弃二品、三品顶戴，纷纷下海创办实业。百年前的中国政局，弃官经商居然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潮流，冲击着官本位的腐朽体制。百年前的中国知识界，传统文人的精神家园正在经历一场悄无声息的革命！

在南通，有一个其貌不扬而名称却很凶猛的地方——狼山。只有到了狼山，才看得见长江，只有看到长江，才会产生对大海的强烈渴望。百年以后，当我们再次站在并不崇高的狼山之顶，凝望滚滚东流长江，感受时不我待的紧迫气息，内心深处仍有些躁动不安。年已不惑的张謇，是否当时也曾登临狼山，向着远处的大海，发出了狼一般苍凉的嚎叫。山顶的一幅石刻对联上写着：“登高一呼，山鸣谷应；举目四顾，海阔天空。”踏着世纪之交风雷激荡的节奏，张謇已经明确捕捉到全新的时代气息。站在芸芸众生顶礼膜拜的科举金字塔尖极目瞭望，他从家乡的长江一直看到波澜壮阔的大海，禁不住那片深不可测的湛蓝色的诱惑。他，像跨过易水的荆轲，手执实业利刃，向死水微谰的制度发起致命攻击。中国，从此少了个摇头晃脑的酸楚文人，多了个威震亚洲的著名实业家！